焦金磊，王露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认识与塑造
引用本文：焦金磊，王露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认识与塑造[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3):22-30.
作者简介：焦金磊（1993—），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
摘 要：伦理关系既是社会关系的显性呈现，又是人的发展状况的重要标识。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始终将伦理关系的改造与革新作为重要使命。具体来说，这一伦理关系塑造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早期共产党人对旧社会伦理关系的批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伦理关系实践的适时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新时代共享发展伦理关系的新意涵。这一脉相承的历史过程既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伦理关系；历史过程
所谓伦理关系，指的是“对以物质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反思性把握，标识的是经过反思的应然关系。它一经形成之后，就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现实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对伦理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深入洞察社会生活中具有现实性的“应该”并以此建立合理而有效的社会伦理运行机制。社会伦理关系的认识与变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各种主客观因素协同发力，共同推进着它的演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对社会伦理关系的把握作为检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指标，始终把伦理关系变革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基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塑造伦理关系的历史，正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史、改革史和创新史。
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对伦理关系的塑造紧紧依托中国基本国情而呈现不同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基本国情是整个中华民族受人欺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侵略，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伦理关系的塑造聚焦于凝聚民族利益最大共识，汇聚反抗压迫最大合力，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经济建设年代，中国从物质生活落后到经济腾飞，从封闭保守到改革开放，党对伦理关系的把握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契合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新时代党对伦理关系命脉把握的国情依据。中国共产党对伦理关系的认识和塑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共享发展理念入手、加强培育党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实现了社会伦理关系建设的新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党在历史上对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探索历程，有助于克服道德历史虚无主义，为建构新时代社会伦理关系提供启示。
一、早期共产党人改造旧伦理塑造新伦理关系的理论奠基时期（1919—1921年）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小农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生产力关系的统治地位，这也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基础，一切社会关系最终体现为家庭关系在社会领域的直接引申。代代务农、遵循经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引申出“忠”“孝”等社会伦理规范，父子血亲关系引申出君臣、上下、官民、师徒关系，从同族兄弟关系引申出邻里、乡党、朋友关系等。相较于西方社会立体的伦理关系结构（个人—社会—国家），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平面的，它的整个组织构造都是对“此一人与彼一人之情谊关系”的展开。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血缘家庭下的伦理关系对古代的社会稳定与传统文化继承起到过积极作用，其中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对乡土情结的重视能让人更多地感受到生活的温情。但伴随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进程不断加快，由宗法血缘关系推演、由亲情扩展而成的封建伦理关系面临着现代化浪潮带来的挑战。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帝制，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逆流深刻说明着旧伦理关系的顽固性，等级尊卑、君权至上的观念仍然阻碍着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伦理关系发展。因此，封建伦理关系也就构成了早期共产党人伦理关系塑造批判的起点。
虽然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力求改变整个中国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基础，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以此开启中国革命思想道德的新探索。但在当时复杂的形式下，知识分子对伦理关系的种种判断并不都是科学的，有的人反感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因此主张复辟封建纲常伦理关系；有的人期待中国能够走向同西方社会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热衷于鼓吹自由主义伦理关系。这些思潮虽然表达了改造传统伦理关系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伴随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成功指引人们找到了改造伦理关系的新思路——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伦理关系变革并审视各类改造方案的科学性。如李大钊所言：“道德何以因是因地而生种种变动？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根据“经济变动是道德变动重要原因”的理论，封建伦理关系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而现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发生了动摇，出现了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解放运动”。这说明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在小农经济解体的前提下，任何对封建旧伦理关系的复辟必然遭遇失败。同时，虽然辛亥革命后我国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繁荣，但蒙受着发展不充分与备受压迫的事实，它无力生成健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而中国伦理关系问题的实质，既不是传统伦理关系的“堕落”，也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模仿”不充分，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压制了培育现代社会伦理观念的经济土壤。这就需要对封建社会伦理关系予以破除。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农民阶级对封建伦理关系的依赖性最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心变革，但却因其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性而不得不借助旧道德包装自己以图发展，最终无力承担改造封建伦理关系的任务。基于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目光投向了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就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参与社会协作的过程中，并不依赖任何个体，他们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尊重劳动、以劳动实践彰显主体性地位的观念与封建伦理关系中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天然对立。对劳动与社会协作的强调还有利于发现个体间需求的互补性，树立起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有机统一起来的伦理关系理想。相较脱胎于地主的买办资产阶级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在破除旧伦理关系上，他们的革命性较资产阶级而言更加彻底；在塑造新伦理关系上，又能够因其农民阶级的出身而对传统伦理关系更具亲和性，如陈独秀所言，“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正是出于这些特性，工人阶级立场下的伦理关系能够以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导向而非某一阶级的私利，体现出先进性。
在树立了伦理关系变革的基本立场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着手于传统伦理关系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指出了封建伦理关系的专制特征，“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但在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却难以体现出“个人人格独立”的特征，年复一年农耕式的社会协作以及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使得中国人习惯了以共同体来理解个体的伦理思维。每个主体自其出生之日起，就被依照血缘亲疏赋予一重“身份”，而个人能动性只能体现在礼教纲常对身份的填充上。个体仅表现为家庭结构下的依附性存在。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也并非一味地否定传统伦理关系，面对儒家思想，他们仅将矛头指向“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的纲常阶级制度。如李大钊所言：“余之捂击孔子，非捂击孔子么本身，乃捂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么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乃措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换言之，陈独秀、李大钊所关心的封建伦理关系中个体的无法“独立经营”，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独立性。其症结不在等级礼教本身，而在于小农经济影响下，社会伦理关系公共性基础的薄弱，本该体现民主、平等等价值的公共领域沦为家庭内部私人关系的放大与延伸，无法产生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独立个体。
此外，对传统伦理关系的批判不等于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全盘接受。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广泛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惰好利”等问题，同封建礼教一样属于“旧道德”的范围，无法适应中国传统伦理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在改造社会伦理关系时，早期共产党人继承了传统伦理关系中合理的部分，如李大钊就特别推崇儒家学说中有关个人修养的部分：“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伦理关系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最终目的仍是在于对个人能动性的彰显。故而尽管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在个人修养方面仍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伦理关系的塑造同样需要吸纳传统伦理关系中不阻碍现代伦理观念的风俗、礼节、修养规范。对待传统伦理关系，改造的重点不在于摒弃而在于使其体现出现代社会所诉求的价值。
基于此，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伦理关系体现出以儒家伦理促进个人修养、以现代生产方式完善社会关系的混合结构。在传统的家庭本位伦理关系中，不但漠视个体的权利，而且也缺乏养成“公共心”的土壤，“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是十足了。”而新的社会伦理关系，一方面，通过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宣传解除各种束缚和桎梏，创造出独立的道德主体。另一方面，又注重传统伦理关系中“修身”“锤炼品格”的价值，关注“公共心”的培育，引导人们在内心中强化对现代伦理关系的信仰，实现伦理关系的转换。
总体上说，自“五四”以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设立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构建新伦理关系的历史任务。与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关系建设立足点由少数特权阶层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此这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也就具有了先进性、民族性、革命性与实践性的本质特征。这种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伦理关系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伦理观念，也为后来共产党人的伦理关系建设奠定了总基调。
二、中国共产党塑造新型伦理关系的革命实践时期（1921—1949年）
在五四运动时期完成了伦理关系建设的理论奠基后，革命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为之展开全面的社会实践。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认识而依据国情适时调整，在不同的战争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性特征。
1.1921—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为本”新型伦理关系塑造工作的初步实践
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逐渐背叛了它统治原则上的合法性，放任压迫、腐败和经济崩溃横行，以至于有学者评论道，“没有什么人相信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会去关心——更不要说用实际行动改善——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对城市经济、政治权利的把控与高压统治使得本该承载希望的城市知识分子逐渐对社会变革持悲观态度，社会逐渐出现享乐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拿来主义的氛围，并最终造就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气质。与此相对的是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广大工农群众在残酷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聚了乐观而自信的强大精神力童。土地革命时期的10年，共产党人走上了围绕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时期的伦理关系建设也主要围绕着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建立民主政权而展开，在破除宗法等级伦理关系的主线指引下，具体表现以民生问题变革促进新型伦理原则建设的特征。
民生问题处理的是否妥当不仅关乎到政党能否获得民众的拥护，更关乎新型伦理关系能否使民众信服。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压迫，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的联合掠夺。针对这些情况，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救济失业工人。发清欠饷，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劳动保护。”政策纲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以铜元付工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任意处罚与摧残，保护与改善劳动居所，反对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产前后休息二个月，工资照发，减少童工夜工时间，禁止用女工童工作过度危险工作等”，而且要“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等，要求各地工会、共产党组织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组织他们起来斗争，主动争取自身的权益，通过劳动权益的保护，确保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平等。
经过残酷革命斗争的锻炼，共产党人认识到变革中国封建伦理关系的核心在于变革土地问题，“现在革命不仅在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起政治上之变化，经济方面，如……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解决经济问题，即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期间，党一面通过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还农民自由；一面开展各类农村调查，深入了解中国封建宗法制伦理关系顽固的根源。在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从经济生产关系上破除了地主——小农的封建生存模式。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工作者向广大农民反复地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强调农民开垦土地所付出的劳动神圣不可侵犯，土地重回农民手里天经地义的道理。这些举措共同促使农民坚定了土地革命和提出土地要求的信心，大胆地投入伦理关系变革的斗争中。
可以看到，随着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正常化，广大人民群众有关尊严、人权、自由等意识也迅速苏醒，更加深化了人们对无产阶级伦理关系的信仰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以民生措施促进社会发展的运动，为何共产党人的民生措施能够起到调整伦理关系的作用呢？这主要归功于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基础，即毛泽东同志说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57在土地革命的社会实践全面展开之前，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对无产阶级伦理关系建设的方法论进行了阐述，他批评了长期以来寄宿于红军内部的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个体主义观点等与无产阶级伦理关系不符的思想观念，并且指出了它们的产生根源及纠正方法。要求共产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此外，还要求党通过调查和研究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逐步将无产阶级伦理关系的理论基础转变为多层次、多维度、规模化的新型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实践体系。出于这些原因，土地革命期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更能承担起中国共产党塑造新型伦理关系的历史任务。
2.1937—1945年，中国共产党对“国运为本，团结合作”的新型伦理关系的塑造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共产党人的伦理关系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也由民生问题转变为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新的国情背景下，围绕抗日战争的需要，共产党人的伦理关系塑造体现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先进模范典型指引伦理关系建设等一系列新的特征。
相较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伦理关系建设环境更为复杂、任务更艰巨、规模更大、形式更严峻。党中央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大多进行了生产关系变革，但由于文化教育基础的薄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保守、愚昧的传统观念阻碍了根据地人民觉悟的提高和伦理关系的改善。加之严峻的战争形势导致根据地党员干部严重短缺，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很好地适应抗战的需要。基于这些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国难当头的现实决定了伦理关系实践除了以经济措施改善民生外，还必须在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中贯彻团结抗日爱国和勇于艰苦奋斗与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
为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将英雄模范教育融入伦理关系建设之中，号召民众通过英雄事迹进一步理解团结爱国伦理关系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在这一号召的影响下，除却诸如八路军三五九旅、新四军“刘老庄连”等模范战斗集体外，劳动模范也开始得到宣传。如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就被评为战斗兼劳动的“生产模范”，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在边区政府召开的生产总结大会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各根据地还积极召开劳动英雄大会，1942年至1944年间，晋绥边区先后举办了4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一大批从劳动生产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武装斗争中涌现的战斗英雄。干部劳模以自己亲身行动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态度，对根据地群众接纳新型伦理关系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通过对劳模事例以及劳动生产在政策、宣传方面的鼓励，改变了群众根深蒂固的劳动下贱的思想，这不但有利于宣传正确、科学的生活方式，更有助于使党和群众树立抗日战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的观念，自发地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之中。
总的来说，虽然都是对旧社会宗法等级伦理关系的废除，但抗日战争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区别在于，共产党人开始强调英雄模范对人民群众能动性的指引作用，这体现了伦理关系建设由物质生产向物质、精神双向塑造的发展过程。这些英雄模范“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他们来自人民群众，又最终回到人民群众之中，是无数默默付出、勤劳勇敢的人民中的一分子，其英雄事迹不仅彰显着个人价值，更体现着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与信仰。
在“国运为本，团结合作”的新型伦理关系指引下，英雄模范的宣传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卫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决心。
3.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伦理关系塑造工作进入为建立新中国营造伦理风尚的阶段
伴随“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彻底奠定了取得决胜的基础，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对伦理关系的塑造体现出争取舆论先导，以自由民主的伦理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奠定思想舆论基础的特征。
解放战争时期，当社会主要矛盾由帝国主义转向封建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是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的著名论断。共产党人对伦理关系建设的侧重点由支持抗战转向回到了对旧伦理关系的彻底革除上，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强调民生、反对剥削。
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想真正贯彻自由、平等的伦理关系体系，建立新中国，首先必须比此前更为彻底的变革传统生产关系。因此中共中央针对农村根据地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田，由乡村农会接受……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确立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吸收中农、区别富农与地主的要求。同时，伴随解放区范围扩大，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改造开始全面涉及城市领域。除原先“成年人一天工作8小时，年轻人7小时，采用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的举措外，还借鉴抗日战争时期英雄模范宣传的历史经验，通过劳动模范和劳动竞赛的设立鼓励工人的生产热情，培育新型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的整体氛围。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虽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但也使得一小撮地主和富农分子混入了革命队伍中，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面对这一状况，共产党人为了牢固树立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精神，探索出了新的伦理关系培育方式——诉苦会。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战士都出身于农民，在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年代，他们对于旧伦理关系与社会生产之间不适应所产生的压迫有着许多痛苦的回忆。因此通过一个充满苦大仇深而又具有良好表达力的人物的诉苦回忆，能够更好激起人民群众对旧社会伦理关系的满腔仇恨。在诉苦会的过程中，个人遭受压迫的经历很容易引起强烈的共鸣，在精神上触及集体情感的释放，使得无产阶级伦理关系更加深入热心。统摄于集体主义伦理关系下的诉苦会活动并非漫无目的的情绪发泄，而是以启发民众反思苦难成因为其目标。它要求人们在情绪之上，冷静、客观地审视压迫根源，在科学唯物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激发起反抗地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强烈意志。在诉苦会这一鲜活形式的促进下，推翻专制剥削的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制度的伦理关系理念得到进一步深化，正如毛泽东所言，“由于诉苦和三査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
由于面临着新中国建国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伦理关系建设上必须进一步扩大团结的范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对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为新中国成立全面奠定自由民主的伦理氛围。在这样的目标下，无论是土地革命的深化还是诉苦运动的展开都体现出对群众路线的重视。在伦理关系的塑造上体现出双重内涵：在物质生活方面，土地革命政策的调整意味着共产党人伦理关系的理论要想转化为实践力量，就必须正确反映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利益。在精神塑造领域，诉苦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意味着除却经济关系对伦理关系的塑造外，共产党人还重视对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培养，既要争取群众，支持和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通过对群众的宣传、共情、教育，使群众将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内化于心，成为自我道德观念的有机部分。
基于对革命战争时期伦理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的伦理关系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无论具体的实践活动如何展开，共产党人坚持经济、政治关系入手破除旧社会伦理关系、以工人阶级视角考察伦理关系合理性的思路并未发生改变。3个历史阶段伦理关系建设的侧重点虽然各有区别，但却共同支撑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最终带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以兴国为目标的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建设时期（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这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必须全力以赴医治战争创伤，改变社会积贫积弱旧面貌，避免重蹈为列强欺侮的命运。这就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号召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确立成为这一时期伦理关系塑造的主线。刚刚经历了社会性质根本变革的新中国，在伦理关系上仍处于新旧交替的态势，出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以及特定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伦理关系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求索的过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无数事实表明，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不能否定的。”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生产劳动上的集体化破除残余的旧社会伦理观念，彻底结束数千年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伦理观念带来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道德风尚，不断涌现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强力助推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国家生产力的快速恢复。
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宣布为全体国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亦指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这些伦理规范都表明当下全面树立的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明确集体化劳动生产方式对建设国家的重要意义。“逐步给农民以集体主义的教育，逐步培养起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这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在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的引导下，各地农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再到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实现了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并积极组织互助组代表会、劳模会对塑造农民对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的信仰，城市也开启了全面工业化进程，这些集体主义伦理关系下的经济措施为我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前期基础，对国家富强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伦理关系建设统摄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与单位制社会组织结构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精神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道德价值形态。从性质上看，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伦理关系建设顺应了时代要求，符合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结构要求，也承担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道德对于改造人心，提升人民思想道德境界的任务。其中“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无产阶级伦理关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国力基础薄弱，人均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对伦理关系纪律性的强调起到了凝固人心、团结战斗力的作用，也帮助人们克服了物质的极度匮乏。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奉献精神、集体主义观念等伦理关系建设为伟大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中国共产党塑造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相辅相成的伦理关系实践时期（1978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奋斗，此时国家已建立了牢固的人民政权和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对于伦理关系的塑造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伦理关系上侧重于强调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先进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正当的个人利益。因而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消极劳动的氛围，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伴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已经具备了为人民群众改善物质条件走向富裕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条件，这时价值取向就由国家利益至上而演进为将国家强大与人民生活幸福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中国梦和共建共享理念。在新的国情背景下，社会伦理关系的塑造形成了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改革创新精神与爱国主义热情的新特征。开始关注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1978—2012年，以先富带动共同富裕、集体与个人利益兼顾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建设
2001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道德规范。从中可以看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这些道德规范更强调社会个体的公民性，强调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如果说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强调为国家发展而牺牲个人，那么改革开放后则强调二者的兼容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伦理关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审视集体主义原则与现实经济基础间的适应性。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并不消灭个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每个人自由发展、展示个性的一面，使每个人的独特能力获得多方面、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提倡集体主义作为一种广泛动员集体成员的精神动力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满足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向往。
在这一时期，集体主义伦理关系不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到达共同富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高扬，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冲动所引发出来的。道德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相伴而生，这种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的偏离。”相较于之前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在政治领域的指引作用，此时的集体主义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规约人们主观能动性、克服市场消极影响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不仅追求经济发展，更要求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剥削、不正义等现象，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根本体现。在这个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以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伦理关系建设，其核心在于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共享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过上幸福生活。
2.2012年至今，以强调共建共享和党员干部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建设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的需求的日趋多元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体验获得感与满足感，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了这一时期伦理关系建设的主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时代伦理关系建设依托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享发展理念对伦理关系塑造的指引作用，即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努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维护社会团结。最终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伦理氛围。
共享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于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不仅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共产党人百年伦理关系建设一脉相承的中心思想。“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讲话贴近人民、奋斗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人民幸福来展开的，带领全国人民奋勇向前，共享发展大势，做好社会服务和保障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具体来说，共享发展的新时代伦理关系坚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经济作为伦理关系建设的先决条件，是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只有首先发展经济，才能谈社会范围内的伦理关系进步。政治作为一国安定和谐的保证，只有做到政治文明，才能为新时代伦理关系进步奠定良好的客观环境。在经济、政治做好基础的前提下，文明建设赋予了伦理关系更深层次的内涵，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注入了灵魂，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内在支持。社会建设为伦理关系建设提供了总环境，它的最终目标就在于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安定和谐的伦理氛围。最后，对于生态文明的强调告诉我们，伦理关系建设不该只片面注重眼前，还需要考虑子孙后代的责任，保证共享发展的可持续。
而在共享共建伦理关系的践行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注意到，除却“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外，还必须能够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勇于自我净化。以此来从容应对新时代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以及各种风险或是挑战。因此对党员领导干部自身道德修养的塑造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伦理关系的塑造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越是涉及深水区，越是需要针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力作出净化，提升共产党人应对挑战的能力，坚持集体主义伦理关系的目标不动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最后，推进新时代共享共建伦理关系建设的伟大工程，除了树立提升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目标外，还必须回答怎么提高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所谓政治性，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持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理想信念，“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时代性，其根本问题在于能够立足当下贯彻新时代党的伦理关系建设总要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身。原则性则是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变革与发展。而战斗性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革新。确保新时代共享共建伦理关系的塑造拥有坚实基础，实现全民共享的共同富裕局面。
五、结语
100年倏忽而过，站在人类历史世界文明的格局上审视共产党人对伦理关系的塑造，其中不仅寓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内涵。从早期共产党人对旧社会伦理关系的批判继承，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伦理关系实践的逐步发展过程，再到建国后对集体主义伦理关系实践的全面展开，以及新时代对“共享发展”伦理关系的塑造、党员干部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倡等无不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在这百年的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理想伦理关系的不懈追求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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